记得当年我1964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济南咱们学校时，印象最深的，就是学校太小了，学校总共才1000多人，教学楼就是现在济南校区的东楼和西楼。
那时全校就3个系。最大的是采煤系，两个专业，一个采煤，一个矿井建设，在西楼；东楼有两个系：一个是机电系，另一个是经济系。机电系比采煤系小，但是比经济系大。东楼的一楼、二楼是机电系，三楼是经济系。机电系就一个机电专业，经济系那就更小了。
我们机电系，电的教研室两个：一个是“矿山电工”教研室、另一个是“普通电工”教研室。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没听说过有“普通电工”这门课。后来才知道就是电工学，是非电专业的课。我学了五年的自动化专业，教非电专业的电工学，感觉到学非所用，有些失落。
但是失落归失落，那时候的气氛和现在不一样。可用一首歌来形容，就是“哪里需要哪里去，哪里艰苦哪安家”。在济南算不上艰苦，既然这里需要我，那就在这里干吧。所以，慢慢地就安下心来了。这是我进矿院最深的印象了，永远也忘不了。
弹指一挥间，40多年过去了，如今的学校，已是今非昔比，怎么也想象不到，科大会发展到现在的规模。青岛校区，占地3000亩，18个学院，其中就有自动化学院；我也从未曾想到，机器人研究中心还有单独一座楼，楼里有完善的实验室和大小车间。
因此，我最大的感觉就是，科大的发展确实很快、很快。建校55周年的时候，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，题目叫做《跟随着科大的步伐前进》。文章大意是，自1964年大学毕业分来学校任教，此后我一直是跟随着科大发展的步伐走的。科大不仅规模大了，水平也上去了。两年前，山东省评选省属重点高校的时候，我们是入选的5所重点高校之一，据说票数还是第一。这充分证明，我们学校从那么一所“小”大学发展成为省属重点大学，跨度是非常大的。为什么会发展得如此之快呢？我也思考过，原因最主要有两条：一是我们学校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，再一个就是有一支好的教师队伍。
这不是空话。我对我们学校领导班子有个认识，其突出特点是：想干事，能干事。想干事：主要心思是想着发展学校、提高学校的实力和地位，一心往前赶，这是历届领导班子的特点；能干事：他们做出了很多有利于学校快速发展的正确决策。
第一个，学校20世纪80年代曾经提出一个口号，叫“两个中心”，一个是以教学为中心，另一个就是以科研为中心。“教学为中心”当时毫无争议，因为矿院一直是一切围绕教学的，“教学为中心”天经地义；而当时的矿院，科研很弱，只有少数教师结合煤矿生产搞一些为生产服务的项目，如矿山压力、爆破、矿井支护、井下通讯、三下采煤、防灭火、大倾角皮带等等，比较成气候的就是矿山压力，但总体上科研还是很弱的，或者说还是处于很次要的地位的。在此背景下，学校提出科研也是一个“中心”，争议很大，认为这既不正确也会“冲击教学”，这是我亲身经历的。但是领导不仅提出来了，而且还坚持下来不动摇，强调作为工科高校，培养出来的人才应该在工程建设方面有所作为，有创造力，这样的人才越多，证明学校办学质量越高，只有教师进行了研究，才能提高教师自身的水平；教师水平提高了，学校教学水平才能提高。这一远见卓识，给我的印象特别深。
在此倡导下，像雨后春笋一般“冒出”了很多研究所，除了原有的矿山压力课题组成立了研究所之外，还有像爆破所、岩土所、皮带所、应用数学所、通讯所、变频所等等。像我们的机器人研究，那就是几年以后的事了。这些研究所不仅成立了，而且领导还根据各研究课题的大小、重要性等等，明确地给出编制。给编制不容易啊，那可是实实在在的支持。这个配套太给力了，既有口号又有政策，还有配套措施，这一下就把我们科大的科研快速提上去了。
此后的几年中，学校确实出了一些标志性成果，比如说矿山压力，在全国也是认可的，其中在枣庄做鉴定测试，选定的预报点都在预定时间内实现了，这个很有说服力；再就是应用数学所的应用数学研究，当时国内有一大批搞应用数学和Petri网的，几年之后，在全省高校应用数学研究中，水平靠前的三家就有我们学校；Petri网研究也是国内靠前的几家之一。将各所的成果综合起来，太阳官网在省内的学术地位就上去了。
后来，宋院士评上中科院院士，是当时煤炭部所属高校唯一的一位；另一个综合性标志是，省里第一次评选重点学科和实验室，科大就获批7个，表明科大的实力达到了省内前列。
第二个重大决策，就是搬迁青岛。这件事一开始争议很大，我当时也很消极，说“黄岛不是青岛”。鉴于我的经历，我对这场争议还是理解的。因为已经退休的、年纪大的或因为家庭原因不能来青岛的，他们肯定想不通。在那个时代，人们心目当中，单位就是家、就是依靠，“家”走了，依靠就没了；特别是那些老领导、老干部和老教师，为学校贡献了一生心血，单位更是他们的“家”；学校搬走了，“家”没有了，所以很伤感。
我是有亲身体验的。1970年，学校搬往泰安后，我们这些家属在济南的人就成了“济籍泰人”，吃食堂、住单身宿舍，回济南就像“探亲”；1991年电系搬回济南，我们的困难才得以根本改善。好在我们没有因处境而怨天尤人，我们的863项目恰恰就是这期间干的。因此，我的体会是，领导有责任尽力照顾好因搬迁受到影响的人们，没让他们感到心凉和失望，特别是那些老领导、老干部和老教师，他们的一生都献给了科大，应该优待他们；泰安济南的同去，也能自我奋进，干出新天地；三地的领导，对那些老科大的人们，千万不能忘了对他们的关照。
在理解的同时，我也客观地说，搬迁青岛搬对了。冷静下来就会看到，青岛的区位优势是显而易见和综合性的，对学校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，从大局看是对的。立竿见影的效果，最起码有引进人才的优势，这是学校发展的基本条件；报考的学生多了，生源质量就提高了。这两条，泰安是不具备的。存在的问题就是如上所述，伤了那些不能来的同志。对此学校也陆续做着补救工作。
我们学校有一支好的教师队伍，这是学校快速发展的另一个基本条件。因为科大前身是搞煤矿的，这么多年的环境和实践锻炼，养成了不怕苦、能吃苦、扎实和朴实的作风，有一股想干事、能干事的劲儿。像以刘镇国为代表的大批教学名师，为培养学生做出了突出贡献。当年的教师对矿上大多很熟悉，其突出特点是面向煤矿生产一线搞科研。宋院士和邓铁六老师，他们矿山压力和矿压仪器的研究国内拔尖；陶华学老师的测量学成果丰富，团队后劲十足；吴荣光老师的井下通讯，当时很有影响；胡峰老师不仅光面爆矿在煤炭系统有名，就连喷浆机械手他早在 1970 年就亲自研制过；周文安老师的巷道支护、岩土工程研究很深透，他和胡峰老师是我搞喷浆机器人的第一批亲老师；孙可文老师的大倾角皮带；沈光寒院长“三下采煤”、范明训的“通风及灭火”研究都很活跃；王良军老师对提升机的研究，在煤炭系统是名副其实的权威，等等，不一枚举。特别值得强调的是，他们不是单枪匹马，都带有一批年轻教师，实际上是一大批教师活跃在生产一线。后来，这批青年教师中的很多人成了校内外、省内外的领军人物，他们又做出了一批更优秀的成果。这都表明，我们学校教师的水平和贡献是实实在在的，作风是过硬的。
学校发展，大家都有贡献，领导有贡献，教师、职工有贡献。看到这些发展，也要铭记那些为学校做出贡献的同志，特别是没有来青岛的老同志。同时也要铭记那些为搬迁青岛做出突出贡献、付出艰辛努力的领导、干部、职工，铭记他们的功劳和精神。
总之，矿院和科大的发展史是光荣的、值得骄傲的。我们要永远铭记为这一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们！
选自《科大故事①》（2016年9月出版）（讲述：苏学成 整理：田静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