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常常在梦中回到那个偏僻的山沟，那个深藏在山沟里的雅鲁藏布江畔的矿区。
那年，我大学毕业后进藏，分配到日喀则地区工业局。局里的领导说，关系全部留在局里，人先到基层工作两年。于是，我便带上简单的行囊，乘一辆破旧的北京吉普车，沿着曲曲弯弯的雅鲁藏布江，摇摇晃晃地来到了日喀则地区唯一的煤矿——东嘎煤矿。
东嘎煤矿位于谢通门县境内，四周没有村庄，全是光秃秃的山。整个矿区有几百号人，加上我在内也就五六个女性。由于这里煤的生成年代晚，属鸡窝煤，再加上缺乏现代化的采挖设备，矿工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。
第一次去煤井，我还是很兴奋的。穿上工作服，戴上安全帽，马上便有了一种很神气的感觉。可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。从矿区到煤井大概有两华里左右，而且一直爬高，空手走路都感到气喘，更别说身上还要背一盏沉重的矿灯。煤井的位置都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度上。先要钻进黑洞洞的煤巷，然后拉着一根从上面垂下来的绳索吃力地爬上狭窄的小煤道。
西藏本来就缺氧，煤巷和煤道就更不用说了。只觉得胸前胸后被两块硬木板子死死夹着，喘不动气。待干起活来，更有一种将要窒息的感觉。铲上几锹，胳膊便没有了一丝气力，嘴里呼哧呼哧地像拉风箱，嗓子干得冒烟，直恶心、想吐。只好干一会儿，歇一会儿。
吃饭也是在巷道中。往地下一蹲，啃个青稞面的饼子、喝一碗酥油茶，便是一顿午餐。下班后走出煤井，眼睛被耀眼的光线刺得生痛，一时都不能适应。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宿舍，什么都不想干，只想往床上躺。可总得换件衣服擦把脸吧，出煤井后把已经抽打过的衣服脱下来一抖，地上又是一层煤渣；掬起一捧水往脸上一抹，脸盆里的水即刻变得浑浑的；晚上上床睡觉，刚躺倒便感到刺痒痒的，掀开被子一看，床单上也沾着粒粒煤渣。那时是顾不上讲卫生的，在矿区的两年，我没有洗过澡，因为没有条件，也不愿意冒生病的危险。
矿区一年到头气候干燥，风大，温度低，即使夏天都离不开毛衣毛裤。生活上也很苦，物资匮乏，吃的用的以及一些日常生活必需品少得可怜，有钱都买不到。最初，我睡觉是枕着一块铺着枕巾的土坯，后来土坯换成书，再后来书又换成衣服。那两年我最大的愿望是买一个海绵枕头，但最终也没能实现。
更恼人的是在矿区几乎常年吃不到蔬菜、副食，我曾有过用油炸盐粒当菜肴的经历。那时，我的体重不足80斤，脸色发紫，皮肤粗糙，嘴唇常常干裂出血。夏天要稍好一些，有时我们可以到较远的地方去挖野葱，野葱很小很细，有的顶端还开着朵紫色的小花。新鲜的野葱保存的时间短，我喜欢将野葱砸烂再放上盐，这样可以当咸菜吃。矿区还可以种一点小白菜、小葱。记得有一次，我看到那片新栽的小葱长大了不少，突然间感到嘴馋，便到食堂买了个饼子，然后跑到菜地拔了两棵小葱，用手捋了捋就吃了起来。吃了一会儿，觉得不对味儿，回来跟别人一说，大家都笑了，说头一天那菜地里刚刚浇过大粪。
其实，在矿区也不是只有苦，没有乐趣。我们可以到雅鲁藏布江边去捕鱼，办法是在江边撒鱼钩。傍晚，江面的景色很美，水流不急，深蓝色的水面像镜子，映着江边起伏的山峦，映着天空成片的晚霞。我捡起一块薄薄的石片顺着江面抛出去，那一个一个连成一串的涟漪慢慢地扩散，山峦和晚霞也跟着活动起来，不时变幻着形象，似乎有了生命。我们将鱼钩扔进水里，然后用一块石头将露在水外的绳子压住，每次一般要下七八个钩，第二天清晨，每个钩上一般都会有一条或大或小的鱼，我们几乎从未空手而归过。
我来的第二年，下了一场大雨，江水暴涨。雨水与江水混合在一起，冲进了矿区，水里竟然有不少活鱼。我们挽起裤腿，在水里用手捞，鱼儿有时自己就往我们腿上撞。我们笑着，叫着，不一会儿竟捞了一大铁盆。不过，做鱼没有作料其实是不好吃的。
还有一次，我们几个大学生用五角钱买了一头毛驴，准备吃一次驴肉，但我们中没有一个人会宰驴。大家商量了一下，说干脆用锯子锯吧，几个人把毛驴按倒在地后，由两个胆子大的人用铁锯去锯驴的脖子。当看到殷红的血顺着锯条往下流，我突然后悔当初不该有吃驴肉的念头，便扭头走开了，那驴肉自然也不敢吃了。
那两年，虽然环境苦，条件差，但矿区的工作还是搞得红红火火，每年都是超额完成任务。我是矿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名女大学生，同时还是矿区第一个下煤井的女性。也许是年轻的缘故，那时全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，也没有一种苦不堪言的感觉，有的时候即使有苦楚、有艰难，挺一挺或者睡一宿也就过去了。
全矿的藏族兄弟姐妹在各个方面尊重我、支持我、爱护我，我也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。我们一起摸爬滚打，一起搞工作进度比赛，一起喝青稞酒、酥油茶，跳踢踏舞；我帮他们洗衣服、缝被子，教他们学汉话、唱汉语歌。我教的那首《煤矿工人之歌》全矿的人几乎都会唱，每逢开大会的时候，大家扯着嗓子吼，那声音满山遍野都在回响。
我想有机会能再回到那个偏僻的山沟，那个深藏在山沟里的雅鲁藏布江畔的矿区。因为，那里有我的青春，我的情感，我的牵挂。
选自《科大故事③》（2021年9月出版）（材料提供：于志宏 整理：张瑜）
